【篇一】
《三字經》其書作者說法大致有四種：一、明代黃佐《廣州人物傳》十，明末諸生屈大均《廣東新語》十一，清代惲敬《大云山房記》二，都以為作者應是宋末區適子；二、清代邵晉涵詩：“讀得貞黎三字訓”，自注：“《三字經》，南海黎貞撰。”據此以為《三字經》為明代黎貞撰；三、或者又有區適子所撰，黎貞增廣之說；四、世傳王應麟撰，王應麟（1223—1296），南宋學者，字伯厚，號深寧居士。清代夏之翰《〈小學紺珠〉序》：“迨年十七，始知其《三字經》作者自先生（王應麟），因取文熟復焉，而嘆其要而該也。”清代賀興思《〈三字經〉注解備要敘》：“宋儒王伯厚先生《三字經》一出，海內外子弟之發蒙者，咸恭若球刀。”都明確認為《三字經》是王應麟所撰。一般來說，《三字經》作者應為王應麟。
《三字經》具有識字、廣見聞和灌輸封建倫理道德觀念，即傳授知識與封建政治思想教育雙重功能。書中文筆自然流暢，樸實無華，深入淺出，情真意切。此書中有段僅用三百多字便概括了中華五千年歷史的變遷，歷來備受贊譽。
《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俗稱“三百千”，而《三字經》后來居上。這里的“居上”殆源于數字順序，未必便是根據三書之內容與作用的有意排列。但事實上，綜其覆蓋讀者之廣、教育作用之深以及流傳時間之久觀而言，《三字經》在中國古代蒙書教材中，不能不說是影響大、有代表性的書。
巍哉，《三字經》堪稱“蒙學之冠”。
【篇二】
相傳，梁武帝蕭衍命周興嗣從搨取王羲之一千字不重者編為四言韻語而成。《尚書故實》稱：“興嗣一夕編綴進上，鬢發皆白……右軍孫智永禪師自臨八百本，散與人間。”既要不用不相同的字，又要從王羲之遺書中搨出的千字組成，還要使之成韻，一夕而就，恐難盡信。許是贊揚周興嗣過人智慧與出眾的才華，才有此說。
周興嗣（？—521）南朝梁陳郡項（今河南沈丘）人，字思篆。
《千字文》是我國早期的蒙學課本。隋唐以來，《千字文》大為流行，背誦《千字文》被視為識字教育的捷徑。它不是簡單的單字堆積，而是條理分明，通順可誦，詠物詠事的韻文，其內容又涉及到有關自然、社會、歷史、教育、倫理等多方面的知識。所選千字，大都是常用字，生僻字不多，便于識讀。因流傳甚廣，以致文書編卷，都采用“天地玄黃”來代替數字。兄弟民族地區也出現了滿漢、蒙漢文的對照本字。由于歷代不少大書法家都曾書寫，更使《千字文》至今仍是學習各種書法的范本。
《千字文》的續廣增編，宋元以來，不下數十種，如《續千字文》、《廣易千字文》、《敘古千文》《正字千字文》等，但都不能與周編《千字文》抗衡。
明清以來，一些學者稱《千字文》為以有限文字而能條理貫穿的“絕妙文章”，不無道理。
【篇三】
《百家姓》，不著撰人，許為宋初人編。
宋人王明清在他的《玉照新志》中說：“似是兩浙錢氏有國時小民所著。何則？其首云：‘趙錢孫李’，蓋錢氏奉正朔，趙乃本朝國姓，故錢次之；孫乃忠懿（錢俶）之正妃；又其次則江南李氏。此句云“周吳鄭王”，皆武肅而下后妃，無可疑者。”
《百家姓》同《三字經》同為自宋元以來，廣泛流傳，沿襲不改的初學兒童必讀課本。通行本以四百其十二字組成，其中單姓四百零八，復姓三十。其后又出現各種改編本，如明吳沉、劉仲質編《皇明千家姓》，清代康熙時編《御制百家姓》，元明以來還出現了《女真百家姓》、《蒙古字母百家姓》的課本。也有將雜亂無章的趙錢孫李，編成各種略有文意的新編，但數百年來都不能取代舊本的地位。
一種用單字組成,又無文義的讀物,能成為啟蒙讀物,重要的原因是,它通過日常生活中所接觸到的一般姓氏,再去探尋眾多的姓氏,能以較短的時間,背完數百家姓而收到快速認識四五百字的效果。
這種囫圇吞棗的識字法，其缺陷顯而易見。無怪滬初學兒童要戲讀“柏水竇章”為百水豆漿，“奚范彭郎”為稀飯盆涼。而“烏焦巴弓”不知何時原封不動地形成了川語方言。從未讀過《百家姓》的人或文盲，都知道這是把器物弄得破損陳舊了的形容詞。但于中可見，《百家姓》在長期流傳中所常生的影響，雖然它還遠未能達到識字辨字的目的。但處在如今快節奏的生活里，《百家姓》對于我們來說，倒的確可讀可不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