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友月前辭任了新加坡國大的終身教職，舉家遷往英國，為的是出任當地一所大學的孔子學院院長。雖然依依不舍，但那邊廂重金禮聘，又許以高位，于是乎還是讓他下了決心離開。我真的為新加坡這個他生活執教十多年的地方沒有留住他而感到婉惜。據中國漢辦的消息，在不到兩年的時間里，孔子學院已落戶38國，達80所，同時還有38國近百家機構正在申請。其發展之快、受青睞之深，超過了德國歌德學院、西班牙塞萬提斯學院等國際語言文化傳播機構，引起了海內外的廣泛關注。
然而，在孔子學院風靡全球的大氣候下，筆者發現，東南亞卻出現了一種“冷熱”背離的現象。“熱”的是“漢語熱”，近年來漢語在當地越來越受歡迎，陸續進入各國的國民教育體系，當地漢語教師缺口隨之猛增，如印尼、馬來西亞均缺口數萬人，同時中國派往當地的漢語教師志愿者也大幅增加。這邊廂，“冷”的是“孔子學院冷”，一些國家對孔子學院落戶當地還心存疑慮，目前該地區僅有3國設立了孔子學院，與其他地區形成了鮮明對比。
此現象似乎給人傳出這樣的信息：孔子學院有別于漢語文化交流，在一些國家并不像后者那樣受歡迎。事實上，孔子學院只是一個“以開展漢語教學為主要活動內容的中國語言文化推廣機構”，主要開展多媒體漢語教學、中文教師培訓和漢語水平考試等8項活動。可以說，它比法語聯盟、德國歌德學院等其他國際語言文化傳播機構更富有彈性、更獨特。明顯的是，在形式上，不是以直接投資、特許經營，而是以合作為主；在層次上，不是政府間合作，而是民間合作。
對于產生這種現象的原因，筆者推測，可能有三種情況。第一，擔心“孔子學院”變“孔教學院”，推動宗教傳播。雖然僅一字之差，卻有難言之隱。孔子學院的“孔子”，對中國而言，只是國際漢語文化傳播中代表中國文化的一個符號，它既有中國文化的歷史沉淀，也包涵了當代鮮活的中國文化；對東南亞各國來說，特別是印尼，它就超越了文化符號，而成為了一種宗教。這有著特殊的歷史背景。后者中的“孔教”，原是20世紀初一種以孔子學說為核心的中國社會思潮，后傳到海外，被華僑華人發展演變成一種反抗當地政府推行歧視華僑華人政策、謀求生存的民間宗教，現已成為印尼第六大宗教，對當地華僑華人的生活、信念等有重要的影響。
第二，擔心孔子學院沿襲過去的華文教育，弱化所在國國家認同。不可否認，自獨立以來，認同問題，特別是華人的認同問題，一直困擾著東南亞多數國家。這也有深刻的歷史背景。近代以來，西方殖民者在當地推行“分而治之”的統治，使華僑華人被長期排擠在當地社會之外。數百年來，當地華僑華人不得不依靠自身力量發展本族群的教育，到20世紀初才逐步形成自成體系的華文教育。可喜的是，孔子學院的推廣已借鑒了歷史的教訓，“不參與任何與所在國政治、宗教、種族有關的活動”。
第三，擔心影響與臺灣地區已有的文化交流。根據《海外孔子學院設置指南》的規定，中國國家漢辦要求海外孔子學院須信守“一個中國”政策。而事實上，多年來臺灣與東南亞許多國家一直開展著長期的、靈活多樣的文化交流。
筆者認為，這種現象的后面還有更深層的原因，也就是中國文化“太軟”。換句話講，是中國文化缺乏足夠的吸引力、感召力，文化資源不能很好地轉化為軟力量。影響的因素很多。主要有三：
其一，“軟”在認知模糊上，對中國文化的過去、現在缺乏清醒的認識，特別是在經歷了“五四”運動和“文化*”的沖擊后，中國自身對傳統儒家文化認識尚且模糊，又缺乏對傳統儒家文化與時代發展相結合的認知。這給對外漢語文化傳播造成極大困境，極大制約了中國文化資源向“軟力量”轉化。
其二，“軟”在現代文化上，似有中國文化即傳統文化之嫌。可以說，當前，中國文化更多是停留在古代，真正為人熟知的現代文化并不多，在文化的層面，中國目前仍處于守勢。許多現代社會理念例如市場經濟、民主、法制，中國還在向外求索，因此還談不上建立軟實力。
其三，“軟”在轉化環節上，自身資源無法有效轉化為軟實力，更談不上將別國文化資源轉化為自己的軟實力。人所共知，《三國演義》等中國古典名著被國外搶先轉化為風靡一時的現代動畫。以筆者的觀察，孔子學院的發展就存在這樣的問題。孔子學院的發展，號稱“三天一所”。如此神速，能否加快中國文化軟力量的轉化，還有待觀察。但是，北京、上海、天津、廣州、廈門等東西南北各地十幾所大學在某一小國一轟而上，不到兩年，各占山頭，設下10所孔子學院，給人留下內部爭奪國際漢語培訓市場之嫌和毫無科學發展的印象。
由此可見，中國文化依然是中國軟實力的“軟肋”，還需在改革開放的實踐中結合優秀的傳統文化，進行創造、總結和提煉。
兩年來，孔子學院在發展的目標、方式、速度等方面的表現，已經暴露了其管理上的種種弊端，引起了外界對它有非“國家行為”或“戰略行為”乃“部門行為”的質疑。目前重要的是，國家應加強國際漢語文化傳播的戰略管理，少搞形式，多做實事。(來源/南方周末)
